第二天中午，我正在教室里趴着午休，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脑子里乱糟糟的，半梦半醒之间全是些支离破碎的画面。
“苏维民。”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看见李建军又站在我面前，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脸上的表情比昨天更古怪，带着一种“我知道内情但我不能告诉你”的贱兮兮的神秘感。
“又有你朋友的信。”他把信封丢在我桌上，压低了声音，“我说维民，你这个镇上的朋友到底什么来头？出手阔得很啊。”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信封很普通，就是镇上供销社卖的那种，黄褐色，上面没有任何字迹。我盯着它看了几秒钟，手指冰凉，心跳却异常平稳——经过昨天那三盘录像带的洗礼，我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了。
我用小刀割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
一把钥匙，黄铜的，拴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上，绳结系得很紧。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着一个地址：县城东大街79号，二楼。除此之外，还有一沓钱——八张崭新的十元大团结，折得整整齐齐，纸张硬挺得像是从来没被人花过。
纸条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今天晚上九点，来这里。别让人看见。——虎”
我把钱和钥匙攥在手心里。金属和纸张的温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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