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了风还是冷的，桂花树的芽苞在枝头憋着，迟迟不肯冒出来，像一个在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是该敲门还是该走的人。
我没有告诉沈若。
也没有告诉方远。
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回来的，像做一件不光彩的、见不得光的、做完不能跟任何人说的事。
选了一个周三。
童安在幼儿园，果果也在幼儿园，沈若在医院上班。
请了半天假，打车去城东那家医院，不大，藏在一条窄巷子里面。
是一个朋友推荐的，说这里不用排队，不用看人脸色，医生技术好，做完就走。
普通外科在二楼，走廊很长，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一行，惨白的光照着那些关着的门和开着的门缝里挤出来的碘伏味道。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着那些门，那些进进出出的穿白大褂的人，那些手里攥着化验单、脸上写着各种表情的病人。
没有人看我。
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等着做一个小手术的病人。
叫到我的号了。
医生四十多岁，男，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确定了？这个手术是不可逆的。”“确定了。”他没有再问，让我签了一份知情同意书。
我签了，写名字的时候手没有抖，笔迹跟平时一样，不算好看，但工整。
手术很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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