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里，教导主任只是把我叫进办公室，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用一种半失望半理解的混合语气，把我从教态批评到教学方法，从教学方法批评到敬业精神，从敬业精神又绕回了教态。
我坐在那里，脊背贴着冰凉的椅背，眼睛盯着他桌上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搪瓷掉了大半的笔筒，脑子里反复刷着一个念头：被教导主任像训学生一样训，我他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到了极致。
学生早就走光了，走廊里只剩应急灯幽幽的绿光，照着地面上斑驳的水磨石，照着我拉得老长的影子。
我回到办公室，瘫坐在椅子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只觉得一股深深的疲惫从骨头缝里往外渗。
不是身体累，是骨头累，是那根支撑着你每天起床、呼吸、走路的、看不见的骨梁，正在一点一点地从内部裂开。
我打开抽屉，摸出小半瓶二锅头。
拧开盖子灌了一口，烈酒顺着喉咙烧下去，辣得我眼泪差点掉出来。
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
我把酒瓶放在桌上，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抬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忽然觉得它那乏味的白光长得和殡仪馆的灯一模一样。
"陈老师。"
我一惊，差点被刚灌进去的酒呛到。
猛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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