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母亲走向那张案子。她的脚步很轻，赤足踩在冰凉的石板地上，那被黑丝裹着的脚趾微微蜷曲着，像是不愿直接触碰那冷。她走路的姿态还是那样，一扭一扭的，一摇一摆的，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仿佛那胯间还流着的、正顺着大腿内侧往下淌的东西不存在似的。
她走到案子前。
那案子是紫檀木的，黑沉沉的，上面摆着那两样东西——那封用红绸系着的册封文书，那厚厚的贸易许可书。旁边还有别的——几张信函，一个青瓷的笔洗，几支狼毫笔，一方端砚，砚台里还有未干的墨汁。
母亲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还沾着那胖子的口水，沾着她自己嘴里流出来的东西，黏黏的，在那昏黄的光里亮着。她没有擦。就那么伸着，拿起那两样东西。
她拿起它们的时候，那手指细细地摸着那绫子的封面，摸着那朱红的大印，摸着那大印上凹凸的纹路。那动作很慢，慢得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又慢得像在确认什么——确认这一切是真的，不是一场梦。
然后她转过身。
望着那胖子。
那胖子还跪在榻上，跪在那儿，像一堆瘫软的肉。他那敞开的便服下面，那东西软着，蔫着，垂着，那头上还沾着刚才的东西，白白的，黏黏的，在那光里泛着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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