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终于知道问题不在她身上了。但现在这个“终于”是用最不该的方式得到的最不该的证明。
她把被子蒙在脸上，发出了一声很短促的、被棉布闷住了的笑。不是高兴，是那种当你发现命运开的玩笑实在太狠了的时候，除了笑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的笑。
如果怀上了，这孩子是大壮的弟弟。不是表哥表弟那种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是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管大壮叫大哥，管老耿叫爹。管她叫娘。一个屋檐下，四个人，三代人，两对父子，一对母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她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她能打掉他吗？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把手放在肚子上。她知道一个生命在那里——也许有，也许没有。
如果有，那是她的骨肉，也是老耿的骨肉。她能在灶台边用最原始的方式让这个孩子来，她能在灶台边用最残忍的方式让这个孩子走吗？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做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比四年前决定“就当什么都没有”更难。
因为四年前她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现在她可能需要替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负责。
第二天早上，春草起来生火。灶台上一如既往地放着一碗粥。黄澄澄的小米，上面卧着一颗荷包蛋。
她端起碗，看见碗底下又压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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