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棒制度的演进——刘敏如回忆录节选
前言
2058年
我今年六十七岁，退休返聘七年了。
退休之后我不再教课，但学校保留了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就在琢玉楼七楼最边上。
窗户朝南，冬天阳光很好，暖气也比楼下足。
香儿那孩子总说我这儿暖和，隔三差五就跑来蹭空调，带着她的实验数据和写不出来的论文初稿，霸占我的沙发一整个下午。
前几天，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叫沐夏，来我这里取新一批学生棒的维护手册。
她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刘老师好”，然后目光就黏在我书架上那一排旧学生棒模型上了。
第一代的原型机还放在那儿，木头做的，表面涂了一层清漆，和三十多年前我刚做出它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小姑娘看了很久，然后问我：“刘老师，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我说有。
她又问：“疼吗？”
疼。
当然疼。
但我想告诉她的不止是这个。
我想告诉她，那根木头棒子改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这所学校，改变了教育惩戒的理念，也改变了一代又一代走过琢玉楼走廊的年轻女孩。
但我没有说。
这些话太长了，不适合对一个急着回去上课的孩子讲。
所以我决定写下来。
2020年
那年我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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