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选择运回家中，作进一步处理，脱皮，晒干再出售。
对比起来，后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比前者大，但功夫多了不少。
与北方机械化规模化作业不同，我们这里务农似乎陷入一种奇怪的矛盾。
我们明知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但还是选择了面对黄土背朝天，农耕文明的基因深入骨髓。
一方面，农作物的最终收获，成为了我们饮食的主要辅助材料来源，比如，木薯生粉，在传统油坊炸出的花生油。
直至今天，这两大件仍是农村出外谋生的人钟情携带之物。
一小块一小块，表面经晒后泛黄、内里雪白的豆粉，依旧替故土滋养着奔向远方的游子。
另一方面，充裕的农作物是家里的压舱石。
如果仅仅是食用，根本不需要耕种这么多。
收入微薄的广大农村，一旦有需要，只能把多余的粮食换作金钱。
小时候，都经历过卖稻谷换学费，孩子不懂事，看着收购商将谷仓的谷物装袋运走，知道能换来令人渴望的钱币，只觉欢喜，哪知道大人背后的苦涩，以及人民币浸透的血汗。
在父亲经济沉沦的那几年，我听奶奶说过，母亲一人千辛万苦操持的木薯，瞬间成了修补滴水天花板的资费。
后来我回家看着白色天花板上一道深灰色的修补用料，只觉是一道划在我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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