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逃了两年，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跳进了另一个更大、更无形的牢笼里。
那份枫丹的国籍证明，那笔我用尊严和血汗换来的钱，在此刻看来，都像是一个个冰冷的、嘲讽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
“起名？”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嘶哑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一个我强奸了的女人，生下的两个孽种，你现在让我给他们起名？”我看着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钟离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块木头，还不够可笑？”
那句“该叫什么”，像一把生了锈的、带着倒钩的钥匙，捅进了我的脑子，然后狠狠一搅。
我那颗被枫丹的铁锈和酒精浸泡了两年、早已变得坚硬麻木的心脏，在那一瞬间，被搅得血肉模糊。
孩子。
龙凤胎。
我的。
我看着钟离那张波澜不惊的脸，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股被我强行压下去的、足以焚毁整个璃月的怒火，混杂着一种更庞大的、更荒诞的、足以将人逼疯的滑稽感，从我的胸腔里喷涌而出。
但我没有咆哮，也没有挥拳。
我只是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然后，我开始唱歌。
我唱的不是璃月的山歌，也不是枫丹码头工人们那些下流的调子。
我唱的是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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