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之后过了三天。
林屿没有再打过去。
不是不想问——是父亲最后那句"别问了，有些事你知道了也没用"还在耳朵里挂着，像一根细针扎在耳廓内侧，不碰不疼，一偏头就能察觉。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屏幕朝下，没有拨号，也没有发消息。
第一天他在家翻了半天文件夹m.里的照片。
那些照片他看了无数遍，但今天看得特别慢——每张照片的像素、光线、阴影，他都重新过了一遍。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艺术中心附近，在奶茶店里坐了一个小时，没有看到母亲出来。
店里空调开得很足，冷风从头顶吹下来，他握着奶茶杯子的手指有点发僵。
第三天傍晚他回到家，发现座机上有一个未接来电——来电显示是父亲工作的外地号码，通话时长零秒。
林屿看着那个未接来电记录，拇指在拨号键上方停了五秒，然后放下了。
傍晚七点十分，座机响了。
那是老式座机的铃声——不是手机那种短促的振动，是持续的、机械的响铃，像有人在反复叩击一块薄铁皮。
铃声在客厅里回荡，和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混在一起。
林屿走过去，拿起听筒。
塑料外壳贴在耳朵上的触感很凉——那种老式座机的凉，是塑料在空调房里放置一整天后积累下来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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