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安静了大约三十秒。只有轮胎碾压路面的声音和空调气流的低鸣。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极轻微的、被压抑住的抽泣。
我转过头。苏红梅依然握着方向盘，眼睛依然盯着前方，但她的下唇在微微发抖。昏黄的路灯光间断地扫过她的脸，每扫过一次，都能看到她眼眶里蓄着的东西在闪。
“苏维民，”她开口了，声音忽然变得沙哑，像被什么东西磨过喉咙，“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女人……有多不容易。”
我没说话。我知道这时候不该说话。
“你以为我天生就是苏总吗？我年轻的时候，在酒吧当陪酒小姐。不是那种高档酒吧，就是在火车站旁边那种破破烂烂的地方，啤酒论扎卖，十块钱陪一杯。那些男人喝醉了就往你身上蹭，手往衣服里伸，你躲不开，因为老板说躲开了就扣钱。后来去做舞女，在台上穿那种亮闪闪的裙子转圈，台下的人往台上扔酒瓶子，有时候砸到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第二天还得继续跳。”
她的声音没有哭腔，但那种平淡底下压着的，是几十年都没有消化掉的屈辱。
“后来好不容易嫁了个男人，以为可以不用再跳了。结果他命短，说死就死了。剩下我一个人带着小伟，为了养活他，什么活都干过。给人家洗衣服，冬天手指冻得像萝卜。在码头帮人搬货，腰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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