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起身，摸到书包里那沓钞票。纸张的触感真实而冰冷。
也许校长说得对，我是有希望考上好大学的。也许母亲说得对，人总要向前看。也许何泽虎说得对，钱能让人活得轻松一点。
可如果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向前看、所有的轻松，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换来，那它们还值得吗？
我不知道。
天快亮了，我得去上课了。
县中的午休时间总是弥漫着食堂饭菜和少年汗液混合的气息。我端着搪瓷碗蹲在宿舍楼后的槐树下，食不知味地扒着碗里的白菜炖粉条——油星少得可怜，粉条煮得烂糊，就像我此刻的人生。
“苏维民！”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过头，是同班的李建军，县供销社主任的儿子。他手里拿着一个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包裹，脸上挂着促狭的笑。
“你朋友托我带给你的。”他把包裹递过来，“你小子可以啊，还认识有录像机的朋友？”录像机？我的心猛地一跳。
“谁送的？”我问，声音控制不住地发紧。
“一个黑小子，开着一辆摩托车，说是你镇上的朋友。”李建军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我说维民，这里面不会是……那种带子吧？”县城的青年们私下流传着一些从南方走私来的录像带，内容不堪入目。教务处上个月还突击检查过男生宿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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