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着酸臭味的汗衫。
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
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
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
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
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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