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兰回到杏花村的那天，是七月初三。
她是沈家的长女，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在省城师范学院教中文，嫁了个同校的历史老师，日子过得体面而平静。
每年暑假带女儿回娘家住两周，是雷打不动的惯例。
今年因为系里排课排得晚，拖到了七月初才动身，到家的时候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挂满了青果子。
到家第二天，她就觉得底下不对劲。
先是痒，后是灼，分泌物也比平时多，颜色发黄。
她知道这是妇科炎症——城里人管这叫阴道炎，不是什么大病，放在省城挂个号开两盒栓剂就好了。
但杏花村没有妇科，镇上卫生所倒是有一个女大夫，但她去年去过一次，那女大夫手法粗暴，说话更难听，张嘴就是“都结了婚的人了还怕这个”。
她不想再去了。
母亲在厨房里一边擀面一边说：“去找陈医生看看。你小时候发烧都是他给看的，你忘了？”
沈若兰当然记得。
她八岁那年冬天烧到四十度，大雪封路去不了镇上，是陈医生背着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三里雪路来她家，在炕边守了她一整夜。
她对他一直怀着一份敬重，那是童年时代就刻在记忆里的东西，不会因为她在省城多读了几年书就轻易磨掉。
只是她现在是大学老师了，让她去一个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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