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谦去世的那个下午，沈今棠没有痛哭，没有崩溃。
伦敦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四分。
她正在看一份term sheet。
东南亚某个港口的并购标的，ebitda被卖方注了太多水，她在第三页的调整项旁边用红笔写了几行批注。
窗外的金融城被三月的薄雨糊成一片灰色，玻璃上挂着细密的水珠，像某种廉价的滤镜。
她端起桌上那杯黑咖啡喝了一口，然后微微皱了皱眉。
她在伦敦做了六年私募，投过的项目跨越四个大洲，管着八亿美金的盘，但至今没能让这间办公室里的咖啡机按她的意愿工作。
办公室的装修是她自己定的。
灰色的墙面，原木色的书架，一张从拍卖会上拍来的乔治三世时期的书桌，抽屉里塞满了英文、法文、中文的项目备忘录。
窗台上养了一盆铁线蕨，是周聿白送的搬家礼物——他说这玩意儿好养，不用怎么浇水。
三年过去了，它还活着，这大概是这间办公室里除了那台咖啡机以外另一件不在她掌控之内的事。
周聿白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法律意见书，他妈律所出的，厚得像一本教材。
他用笔尖点着报告上一处：“第三条的adjustment，卖方的加回太激进了。他们把一笔政府补贴算进了经常性损益。”
“我知道。”沈今棠没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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