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无奈，有认命，有一种“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我还是愿意被你算计”的、属于兄弟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
“行吧，”他把卫衣的帽子摘下来，捋了捋翘起来的头发，“你说，这次需要我做什么？”
我看着他。
“帮我盯着她。”我说，“但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等她觉得安全了的时候。”
方远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他没有再劝我，没有再说那些关于自残和殉葬的话。
他只是靠回椅背，把那杯已经变成常温的可乐端起来喝了一口，点了下头。
“行，”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能让我感觉到那只手的存在，“那我等你消息。但有一句话你记住——”
他弯下腰，凑近我的耳朵，声音低得像一阵风。
“别把自己玩死了。”
他走了。
酒馆里又安静下来。
老板还在擦杯子，好像全世界的杯子都等着他一个人擦。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小格，照在那两个年轻人的啤酒瓶上，折射出一小片琥珀色的光。
我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个空杯子。
方远的话在脑子里转，像一个停不下来的唱片，在同一道划痕上反复跳针。
你是离不开她，还是离不开当受害者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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