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了那个地下室。
学姐说，不能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李家的人迟早会找到那里。
她用仅剩的积蓄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不用身份证的那种黑车，目的地是三百公里外的邻省小城。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逃亡。
第一个月，我们换了四个城市。
每到一个地方，学姐就会找最便宜的城中村旅馆住下——那种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黑旅馆，房间只有五六平米，一张床占了大半空间，墙上长着霉斑，卫生间是公用的，走廊里永远弥漫着油烟和下水道的味道。
我们不敢用手机。
我们不敢用银行卡。
我们甚至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一周。
学姐在每到一个城市后，都会去附近的工地食堂或者小饭馆找零工——洗碗、擦桌子、切菜，什么都做。
她不用真名，只说自己是外地来的，现金结账就行。
大多数老板看她长得漂亮，都愿意收下她。
但也有人会多看她几眼，问她是不是大学生，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更好的工作。
她只是笑笑，不回答。
我在旅馆里等她。
我的伤势虽然稳定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干重活。
腹部的伤口在愈合，但下体的伤恢复得很慢，走路时间长了就会隐隐作痛。
我只能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电视声和走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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