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像一层粘稠的凝胶，包裹着清洁台上动弹不得的我。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是在我灼热的羞耻感和擂鼓般的心跳上反复碾磨。
我能听到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能感觉到脸颊和耳朵烫得惊人，甚至怀疑皮肤下是不是有火在烧。
那句话——那句僭越的、软弱的、却又带着一丝莫名渴望的请求——已经抛出去了。
它悬在空气中，也悬在我和她之间那道无形的、却无比坚固的权力鸿沟之上。
“至少让我……自己动一下。”
这算什么？
投降前的讨价还价？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的症状？
还是仅仅是在极致的被动与控制中，寻求一点点可怜的、象征性的“能动”幻觉？
就在我以为这沉默会持续到天荒地老，或者她会用一声冷笑或一次电击来回应我的痴心妄想时，她的声音终于响起了。
没有嘲笑。
没有立刻的惩罚。
甚至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
她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种思考后的、评估性的语气，仿佛在仔细斟酌一份实验提议。
“自己动一下……”她慢慢地重复着我的话，像是品味着其中每一个字的含义和潜藏的诉求，“你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希望获得一部分涉及身体运动或姿态调整的……有限自主权？而不是完全由程序或我的指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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