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骂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从市委办副主任提到市政府秘书长，他在电话里骂。我从市政府秘书长提到副市长，他飞到临江来骂。我从副市长提到市长，他那时候已经调到了中央，在某次省部级干部研修班上把我单独叫出来，在走廊尽头压低声音骂了整整四十分钟。拍桌子、砸水杯、脸红脖子粗——这些场面在那些年里反复上演。
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次。老头已经是国家级领导了，国务委员，名字后面跟的职衔多到一张名片印不下。他到省里视察，行程安排得很满，但还是专门挤出一个晚上，在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安排了饭局。饭局上全是熟人——大师兄正好回国出差，二师兄从上海飞过来，小师弟从省城开车过来，还有几个在不同部委和省直机关任职的师门同学。老头一开始心情不错，谈国际形势、谈经济政策、谈临江的产业升级，还当着一桌子人的面夸我：“苏维民在临江搞的那个生物制药产业园，思路对头，有前瞻性。地方干部里能有这个眼界的不多。”大师兄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老爷子今天高兴，你就顺着他说。
后来气氛开始不对，是在菜上到第七八道的时候。老头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没有喝，只是转着杯子看里面挂壁的酒液。同桌的人还在聊着别的话题，但大师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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